俞大猷海战地理思想的最好的诠释当属歼灭曾一本之役。明穆宗隆庆二年（年），广西总兵、协理广东总兵俞大猷提出的“造船于闽”计划，是闽粤两省会剿海寇曾一本战役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造船史和海防史上的大事。隆庆二年俞大猷提出“造船于闽”计划的缘由及其具体实施过程。
一、嘉靖后期广东战船的消亡
明代广东的造船业，继承了宋元以来海上船舶制造业的基础。广东11府中濒临南海的8个府，均设有官办造船厂。但是在隆庆之前，民间的造船业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尤以广州府的东莞、新会、顺德三县为代表。
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担任崖州参将，途经广州府，见到“广之东莞县有乌尾船二百余只，新会县有横江船一百余只”，其规模蔚为大观。在此期间，广东海防战船多来自于民间征调，广东地区原有乌艚船二三百只。富户所打造的船舶隶属于官府，除了商旅贸易之外，还承担着巡洋、剿贼等义务，每次大约调拨五十至一百只船舶。
隆庆之前，倭寇的活动范围多集中在闽浙地区，广东尚未出现较大的倭患，故广东此时的海上力量足够维持当地的治安。这一情况在嘉靖后期发生变化，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内，广东船政经历了三次重大变故，导致船舶的数量锐减，主力战船几乎消亡殆尽。
第一次事件发生在嘉靖后期。时东南沿海倭情严峻，胡宗宪便由广东租调数百只船驰援浙江。自嘉靖后期开始，朝廷对东南地区的倭患问题日益重视，“南倭”与“北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升至同一战略级别。
但相对福建、浙江一带兵燹四起的局面，广东此时的海防形势尚为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匪情。因此在派兵、派船支持东南抗倭的任务中，广东往往最先受到派遣。
此次广东派往浙江的备倭船舶，“皆选其巨者前去剿倭”，其精锐战船大部分都被征调。直到嘉靖三十四年，调往浙江的广东战船尚未全部抵达。除了租借广东兵船，总督在本年还先后租借广东饷银二十万两，此番调动大量广东战船驰赴浙江抗倭，使得广东本省的防御捉襟见肘，对于谈恺的请求，中央的答复暧昧不明。
最终，谈恺追讨战船的请求不了了之，此次借船事件是广东地区海防力量发展的转折点，经此一役，广东船事由盛转衰，海防力量大减，“船事从此弱矣”。
广东战船所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损失来自嘉靖四十三年（）的柘林兵变。是年，广东东莞水兵徐永泰等人驻守柘林澳，由于“粮乏不给”，五个月无粮饷，遂发动兵变，后入外洋，与沿途盗贼合兵，广州守备空虚，难以迎敌，遂“城门紧闭”。
总兵汤克宽虽曾尝试迎战，但连遭败绩。叛军无法攻入广州城，便四处剽掠城郊及海岸，昔日作为造船基地的广州府，一时之间各大型船只覆灭殆尽。
总兵官俞大猷此时奉命赴广平叛，他派澳门华商林宏仲联系澳门葡萄牙人夹击叛兵，“香山澳船，猷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功成重赏”。此次合剿，澳门兵头·德·梅洛和迪奥戈·佩雷拉各率一队人马，整装出发。
参战的葡萄牙人共名，而盗匪是9艘巨舰，名士卒。此时俞大猷也从东莞南头和惠阳调水师战船合击叛军，双方激战于东莞虎头门附近之三门海，最终剿灭叛军。
虽然借助葡兵的力量剿灭了兵变，但广东的海上力量进一步削弱。自柘林兵变以来，作为广东海防战船系统赖以发展的民船修造业受到了极大地打击。由于战船奇缺，防御力量不足，民间往往每生产一艘船只，或被军队征用，或遭海盗劫掠。俞大猷深知官府征募船只对民间造船业的打击，提出免征纳民船的建议，以图恢复民间造船业。
另外，制约船户发展的还包括苛捐杂税等问题，刑课给事中魏体明曾向中央反映柘林兵变之后，地方加大了对船户的盘剥，导致船主难以维持生计。长此以往，当地造船事业一蹶不振。如果把浙江事件对广东船政造成的影响比作肌肤之患，那么柘林兵变对广东船政的伤害可谓是痛彻骨髓。
诚如俞大猷所述：“自此，而海上之事益多”。船舶数量锐减，民间造船业凋零，广东海防丧失了“御敌于海”的资本，一时群盗四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等海盗势力不断壮大。
柘林兵变后，广东地方吸取教训，加大对广州的守备，于同年秋季（嘉靖四十三年，）于东莞南头添设海防参将一员，领兵三千，以固“省城东路之防”。嘉靖四十五年（），总督吴桂芳仿浙、闽之制，提请于广东设立柘林、碣石、南头、白沙、乌兔、白鸽门六水寨，各分信地，“无事会哨巡缉，有警递相追捕”。
但是，水寨设立之后，造成防御重心偏重广州的局面广东设立六水寨后，将为数不多的战船大量聚集在广州南头，导致东西二路潮州、雷州等地区兵力空虚，根本难以防范大规模海盗的侵扰，这样就给予海盗逐个击破的机会。海盗曾一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异军突起。
广东船舶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损失来自于曾一本之乱。曾一本，又名曾三老，广东潮州（一说福建诏安）人，原为海盗吴平的部下，吴平覆灭后，曾一本首先由潮州起兵，，招亡吴平旧部，“聚党数万”，不断骚扰闽广二省海疆，“破军杀将，略地攻城，称雄海上”。其行踪飘忽不定。
曾一本于隆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突袭雷州，由于参将魏宗翰将战舰停泊雷州港，“连环为阵”，最终使得曾一本轻易地以火攻打败。参将缪印、把总俞尚志被擒，指挥李茂才战死。
雷州原有剿匪官兵人，除去阵亡伤病将士外，还剩人；原有战船只，只剩下80只。针对此事，杜臻论曰“（曾一本）杀参将缪印，遂不可制”。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曾一本船队已装有大量从官军手中抢掠的火器，两广总督张瀚称“其船只利便，及掳得火器渐多，故一见官兵，铳炮如雨，冲突直前，我军遂怯”。
凭借在潮州及雷州所劫掠的坚船利炮，曾一本异军突起，成为广东地区最大的海盗团伙，具备了与朝廷军队正面抗衡的能力。雷州战役过后，俞大猷调任广东协助剿匪，遂提出了“造船于闽”的计划方案。
二、隆庆二年正月俞大猷最初提出的“造船于闽”计划及其修订方案
隆庆二年俞大猷之所以提出大造闽舟的计划，主要是基于“贼之所忌，闽船闽兵”的认识，而之所以选择“造船于闽”而不同意选择在造船于“广省城外”，是出于港口条件和造舟基地安全上的考虑，即他认为“广省城外即海，不似闽港纡深”，不仅港口水深条件不佳，而且邻近曾一本的活动区，易遭受到攻击。
至于为何打造福船而非更加高大结实的广船，除了由于闽船在备倭实践中卓有成效外，另一的重要原因在于木料的产地。由于木料产地迥异，运输不便，在闽打造广船难以成行。除了打击曾一本海寇集团之外，俞大猷建议从福建造船的另一个原因便意在壮大广东的战船防御力量。
俞大猷曾以区位、风潮等角度对位于闽粤交界、海寇滋生的潮州地区做过一番调查：俞大猷以粤、闽二省自然条件出发，对相继滋生了吴平、曾一本等巨寇的潮州地区的海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剿匪不力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闽广二省之兵力难以做到及时有效的支援，以至于“兵难会合，彼此之间不求其故，反相归咎”。
有鉴于此，在潮州地区设立水寨、加强当地的防御力量刻不容缓。因此，俞大猷希望剿灭曾一本之后，将从福建打造的新船“分发新设六水寨防守”，除此之外，原有的征募民船的体系同样应予以保留，但首先要使船户休养生息，鼓励打造民船，“仍示晓民间富户，许令造船营生，决不调取载兵”。
如此一来，在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发展促进下，广东地区的海船力量自当稳步发展，“斯数年之后，船不可胜用”。俞大猷之所以向新任两广总督张瀚提出大造福船，是参考了福建海防的成功经验，而他最早正式提出“造船于闽”计划的具体时间是在隆庆二年正月十七日。
不过，当时俞大猷“广东海洋之计”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调回参将魏宗瀚、王如澄、把总俞尚志、朱相前来，差去福建打造福船40只；其二是征设调广东白艚船50只、乌艚、横江船40只，“与福船合势，以总兵总统之”；其三是在广东省城造龙头只，由总兵汤克宽督兵驾使，“俾悍贼不敢深入内港”。
换句话来说，俞大猷提出的“广东海洋之计”是一个以粤为主、闽粤合剿的作战计划，其中涉及的造船计划包括在福建打造福船和广东省城造龙头这两方面的内容。
不过，在俞大猷的计划中，计划调加参将魏宗瀚、王如澄、把总俞尚志、朱相等四位将领负责前往福建打造福船，也大致可以看出，他本人的确是将打造福船放在首要考虑之中的。
有资料显示，俞大猷在六天后，即隆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又向张瀚提出了一个修订版的造船、用兵计划，该计划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