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派记者夏杨
从年10月抵达，到年4月离开，苏轼在惠州不足两年零七个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曾做过统计，就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苏轼创作了多篇（首）诗文、序跋等。更有一说，包含书画创作，总数多达篇、首、幅。
如此大致算下来，在惠州的时光，苏轼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到两篇作品问世。这比很多现代人发“朋友圈”都多，可谓文思泉涌、笔耕不辍！
苏轼在惠州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给惠州带来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当然也可以说，是惠州收留了失意中的苏轼，给了他心灵的温暖和诗文创作的条件。
那么，在惠州的时光，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苏轼文思泉涌？
大美山水，诗意游走
纵观苏轼在惠州多天的行踪，你会发现，尽管由于“惠州安置”，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但他或有官员朋友陪伴，或就近灵活安排，还是去了不少地方。苏轼的很多创作灵感，就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岭南风物。
苏轼一向豁达，每次被贬外放，尽管内心惆怅，但最终都成了他的采风之旅。显然，这次也一样。他一路坐船南行，每到一地，凡遇佛寺道观或山水胜迹，都会利用琐碎时间弃船前往。过广州时，他上了白云山，在蒲涧寺“神会”安期生。他写诗曰：“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
没到惠州前，苏轼的小舟经过他心仪已久的道教圣地罗浮山。他与葛洪神交已久，当然不愿错过拜山机会。“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山中留住的那晚，他情绪激动，一口气写下六篇散文和一首诗。
这一路所见，客观上给他郁闷的心情一些释放。风景与他相遇，便产生了一篇篇诗文。
到了惠州，他被太守詹范安排住在了风景绝佳的合江楼。当年的合江楼建在东江和西枝江的交汇之处。登上此楼，近有江帆，远有山树，都尽收眼底。“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可见当时的苏轼心情大好。
虽遭贬谪，但苏轼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地方官和百姓对他都有几分景仰和尊重。除了当时的惠州太守詹范，还有后来的继任者方子容，及循州太守周文之、博罗县令林、广州太守王古等，都不时前来探望他，给他送来生活所需，邀他携酒访幽。
比如苏轼刚到惠州不久，程乡（广东梅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今惠州城区和惠阳区）主簿谭汲等，就邀他坐船去大云寺，并在松树下野餐饮酒。此事他记述在《浣溪沙》中：“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对爱好游历山水的苏轼来说，等人邀请显然不够。大云寺出游不久，他听说白水山风景不错，就带着儿子苏过自行前往了。他们在汤泉里洗澡，傍晚才返回。他当日的诗文间流露出对这方山水之爱：“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白水山佛迹岩》）
惠州山水秀美，即便不出市区，还有西湖让人流连。于是，西湖周边，留下了苏轼密密匝匝的足迹。其《江月五首》写道：“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你看，他夜晚还在游西湖！
苏轼幸甚，在他失意的时候，惠州给了他安顿。惠州幸甚，苏轼每行一处都留下了故事和诗文。这又成了惠州新的风景线！
混迹民间，生活入诗
尽管受到惠州当地的照顾，但毕竟是贬官，刚在合江楼住了十多天，朝廷就责令惠州府对他严加看管。苏轼不得不搬出合江楼，迁往嘉祐寺（荒郊野外的一座破庙）居住。
接连的打击令他心情郁闷。他回想起自己的过往，“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门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思无邪丹赞》。此后，他对宠辱、得失、进退、贵贱等有了更深的认知。“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记游松风亭》）
贬官“不得签书公事”，这客观上免去了他的“案牍劳役”。在惠州，他走出官府，走进了民众生活，“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他找屠夫买菜，和邻里攀谈，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透着地气，读来生动鲜活！
绍圣二年三月，他游览白水山佛迹岩，归途中遇到一位80多岁的村叟，老者热情地请他饮酒，并约他待荔枝成熟时再来一游。他写诗记事：“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此后他一
直记挂着这件事，又写诗曰：“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这就是淳朴的乡间生活。
因与民众的感情，苏轼热情地歌颂岭南风物。比如荔枝，他写过多篇诗文，最著名的当然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千百年来推介岭南的第一广告词。
爱荔枝，他还饱含深情地写道：“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因感怀唐明皇宠幸杨贵妃差点误国的故事，他还写下了为民请命的千古名篇《荔枝叹》：“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苏轼是个富有情趣的人，他把日常种菜、种药、酿酒、做饭等都写进了诗文。
他爱酒，一位道人朋友给他一个酿酒方，他便亲身试验，果真酿出了桂酒。为此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邀请朋友来品尝，还写成了《新酿桂酒》、《桂酒颂》、《书桂酒颂》等多篇诗文。后来又得到酿真一酒的方法，他又很快酿出了真一酒。
对于真一酒酿造方法的来历，他叙述得神秘而充满仙气：“予在白鹤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其后有伟人，衣恍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三人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云涌，大鱼俱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酒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
在惠州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需朋友接济方可度日。即便如此，他仍是乐观的。买不到肉的时候，他就和屠夫商量，把别人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回到家，他先下锅煮，然后涂上酒和盐，再放火上烤，结果香气四溢。他兴奋地把这一“发明”写信告诉弟弟苏辙。我们今天读这封信颇为心酸，却又能从中感受到他当时苦中作乐的劲头。
就是这样，苏轼用他的华彩健笔记述着日常琐事，诸如《记惠州土芋》、《菜羹赋》、《记菊帖》、《种茶》等等。有人统计过，此间苏轼所写咏茶诗有4首，咏荔诗词有5首，咏梅诗词有6首，有关酒的诗文更有8篇之多。这些诗文都十分清新有趣。
透过这些“琐碎”的文字，多年后的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位智慧而乐观的老人，其赤子之心，熠熠闪光。
跨越时空，唱和陶潜
被贬惠州的苏轼，其心情总体是苦闷的。到惠州的第一个上元夜，他写诗回首自己生活的变化：“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如此变故，心灵强大如苏轼，也努力地寻求着精神的寄托。
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文中，有一类很特殊，是跨越时空，与距他约年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隔空唱和之作。
虽然苏轼一生中写唱和陶渊明的诗最早不是在惠州，但最集中、最多的无疑是在惠州。有人统计过，在惠州的两年多时间，和陶渊明的诗竟然多达首！
陶渊明厌倦官场，担任彭泽县令仅80多天就弃职而去，留下了震古烁今的《归去来兮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苏轼仰慕陶渊明，曾想象着把自己与葛洪、陶渊明画在一张图上。“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多次游走于葛洪生活过的罗浮山，为他的丹灶、药池题字写诗；更流连于陶渊明用诗文营造的“桃花源”里，隔着时空与之唱和。
唱和陶渊明，是苏轼在惠州的贬谪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他没有直接述说自己的不满和苦痛，而相反，他随遇而安，努力去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
为何苏轼要和陶渊明诗？东坡研究学者王启鹏曾专门做过分析：他们心境相同、心灵相通。
具体说来，一是苏轼仰慕陶渊明。陶渊明了解自己的心性，决然离开官场，苏轼在心灵上认同陶渊明，自己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追和陶渊明诗引》）。
二是他当时的处境，很容易被陶渊明诗歌触动。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仕途中跌跌撞撞身心受伤的他，这样的诗句有扎心之痛，容易形成心灵的共鸣。
其三，也是苏轼的无奈之举。回望自己坎坷的仕途，可谓“成也文字败也文字”，乌台诗案中差点丢了命，在被贬黄州时“廪入既绝”，“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而被贬惠州，亲人离散，只有朝云和小儿子苏过陪伴，不久朝云也病逝了。体弱多病，举目无亲，当时处境下的苏轼，心境难免有所郁结，又不敢多说话，就想出了追和古诗的方式，实现特殊的心灵表达。
这一推断，苏轼留下的文字可以证实。他给朋友程全父的信中说：“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
正是用这种方式，苏轼营建了他在惠州时光的精神世界。他品读陶渊明，并用自己的感受与之“交流”。“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生活的艰辛跃然纸上。今天读来，仍令人心潮起伏，感慨良久！
申东城：惠州山水风物给了他创作灵感
嘉宾：惠州学院副教授、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申东城
羊城晚报：苏轼在惠州留下大量诗文，是不是惠州的山水风物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申东城：地域文化无疑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来源和土壤。我们说物候和气候会影响主体创作意识，这对苏轼和惠州来说也是如此。苏轼把惠州以及岭南的一些风俗习惯写到自己的作品中，还有当地物产，比如最著名的那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惠州风物在苏轼诗文中的体现。苏轼在惠州是闲职，政治上无法大展拳脚，只好寄情山水，所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文作品。
羊城晚报：您觉得，苏轼为何会大量写作“和陶渊明”诗？
申东城：陶渊明在历史上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诗人，苏轼跟他不一样，苏轼是被贬的，但是苏轼被贬后，尤其是到惠州，一点实际权力都没有了，情况也有点像陶渊明。苏轼主动“和陶渊明”，也是在调节自己的情绪，开阔自己的心胸眼界，学习陶渊明的一些思想，对身边的山川风物更加注意观察，用心去体验生活，忘却烦心事。
羊城晚报：这些唱和诗，对苏轼、对惠州有怎样的影响？
申东城：这也让苏轼在思想上逐渐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坚定的儒家思想者，慢慢开始在儒家中加入了佛道思想，让苏轼开始在哲学上也有了一些认识。对于惠州来说，苏轼有意地去变化诗风，使得他更